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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蠡介紹

發布時間:2019-09-04 23:34:23 來源:中國歷史故事網 點擊:
  范蠡是越王勾踐的軍事幕僚,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謀略家。
  
  范蠡是一位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人物。他的一生大起大落,由布衣客到上將軍,從流亡者到大富翁,憑借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深謀遠慮的策略,輔佐勾踐興復瀕于滅亡的越國,消滅稱霸諸侯的吳國,創造扶危定傾的奇跡,是春秋末期一位杰出的謀略家。
  
  范蠡,字少伯,又叫鴟夷子皮、陶朱公。原是楚宛三戶(今安徽宣成)人,先后移居越、齊二國。生卒年月不詳,大約活動于楚平王、越王勾踐、齊平公在位的年代(公元前五世紀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紀前期)。青少年時代就失去父母,同兄嫂一起過著貧窮的生活。他曾經拜計然(又叫辛文子)為師,研究治國治軍的方策,博學多才,“有圣賢之明”,但是懷才不遇,因而“洞餛負俗”,行為怪誕,被視為狂人。直到遇見具有識才之明的文種,范蠡的生活才發生突然轉變。
范蠡介紹
  
  文種當時是楚國宛陵的地方官,早就聽說當地有賢者,但沒能找到。范蠡的怪誕行為引起了文種的注意。文種派手下官吏去見范蠡。官吏回報說,他患有瘋癲病,是一個狂人。文種不以為然地一笑,說:“吾聞士有賢俊之姿,必有佯狂之譏;內懷獨見之明,外有不智之毀。此因非二三子所知也。”就是說,“大智若愚”,具有獨特本領的人才往往被人譏笑、詆毀為狂妄無知,普通人難以認識他的真實面目。于是決定親自驅車拜訪。范蠡避而不見。文種不因碰壁而灰心喪氣,再三前去拜訪。范蠡看到文種確是一片誠心,料定文種一定會再來,就對他的兄嫂說:“今天有客人來,請借給衣帽一用。”過了一會,文種果然來了。二人一見如故,“終日而語,疾陳霸王之道”,“志合意同”。此后交往日益加深。當時已出逃吳國的伍員(伍子胥)派人請文種去吳國。文種與范蠡商量何去何從。范蠡分析楚、吳、越三國形勢,認為當時正處于吳越爭霸之時,吳越之間矛盾日益激化,楚越之間存在著聯兵伐吳的關系,“霸業創立,非吳即越”。他還認為,“君子逢時,不人份邦”,犯不著幫伍子胥報殺父之仇而“失故國之親”。因此,他建議去越國,并表示愿意和文種一起去。于是,二人先后離楚入越,受到越王允常重用,被任命為大夫。范蠡從此開始政治、軍事生涯。
  
  公元前496年,越王允常病亡,他的兒子勾踐繼位。范蠡和文種繼續得到重用,主持越國軍政。公元前494年,勾踐得知吳國加緊練兵,準備伐越,于是先發制人,出兵攻吳。范蠡認為越國實力不充足,準備不充分,時機不成熟,若出兵一定會敗,勸勾踐改變決定。勾踐不聽,堅持出兵,用舟師進攻吳國的震澤(今江蘇太湖)。吳軍于夫椒(今太湖夫山、椒山)迎戰越軍。結果,越軍大敗,勾踐率殘余越軍退守會稽山,被吳軍團團包圍。這時,勾踐方才悔悟,對范蠡說:“當初不聽你的話,致遭如此失敗,F在該怎么辦?”范蠡認為,為了避免亡軍無國的悲慘結局,唯一的辦法是求和圖存,等待時機,另圖興復。勾踐采納了范蠡的策略,派文種到吳國求和。經過多方努力,才得到吳王夫差允許。自此以后,范蠡先是隨勾踐到吳國當人質,過了三年忍辱負重的奴仆生活。被遣返回國以后,又協助勾踐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訓”,振興越國并伺機滅吳。從公元前482年開始,范蠡擔任上將軍之職,輔佐勾踐組織和指揮滅吳之戰。經過六年奮戰,最后終于攻陷姑蘇,滅亡吳國。然后乘勝北進,與中原諸侯會盟,取代吳國的霸主地位,橫行江淮,稱霸中原,國勢達到鼎盛時期。
  
  在歡慶勝利的時刻,范蠡卻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行動。根據長期的觀察體驗,范蠡自意識到,“大名之下,難以久居”,“且勾踐為人,可與同患,難與處安”。如果繼續留在越國,說不定哪一天就會災難臨頭。于是決定辭官退隱。當越軍凱旋到達五湖(今太湖)時,范益就婉言提出辭退的請求,說:“為人臣者,君憂臣勞,君辱臣死。昔者君王導干會稽,臣所以不死者,為此事(指滅吳稱霸)也。今事已濟矣,由請從會稽之罰。”(《國語·越語》)勾踐假意挽留,軟硬齊施,說:“你聽我的話,我就與你分國而治;不聽我的話,就殺掉你和你的妻子兒女!”范蠡的態度也強硬起來,說:“我知道了。你實行你的命令,我照我的意志辦事!”于是攜帶財寶和從人“乘舟跨海以行”。勾踐也愿意除去一個潛在威脅,并不追尋,同時又劃出會稽周圍三百里作為范蠡俸邑,用良金鑄造范蠡塑像,裝出懷念功臣的樣子。范蠡寫信給文種,勸他盡快離開越國。信中說:“飛鳥盡,良弓藏。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為人長頸馬曉,可與其共患難,不可與其共安樂。于何不去?”文種見信,稱病不朝。有人誣告文種將要“作亂”。勾踐乘機“賜劍”文種,說:“子教寡人伐吳七術,寡人用其三而敗吳,其四在子,子為我從稱王試之!”文種遂被迫自盡。越國賴以興復的兩大功臣,就這樣落得一走一死的下場。
  
  范蠡從海上到達齊國,就定居在那里。為了表達對吳國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懷念,改名昭夷子皮(昭夷是一種鷗鳥形狀的革囊。伍子胥被逼自殺后,被吳王夫差裝進革囊,投進江中)。他和兒子“耕于海畔”,沒過多久就“致產數千萬”。齊國君認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,要任命他為相。范蠡認為這并不是好事,坦然興嘆:“居家則致千金,居官則致卿相,此布衣之極也。久受尊名不祥。”于是,把相印退還齊君,把財產散發給友鄰,移居到中原地區的交通、貿易樞紐陶(今山東定陶),自稱陶朱公。在這里,度過他畢生的最后歲月。他一面從事農牧業生產,一面經營商業貿易,很快又“資累巨萬”,成為聞名通途的大富翁。
  
  范蠡從楚到越,由越到齊,無論是治國治軍,還是經營農商,謀必中,戰必勝,事必成,顯示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,以“勇而善謀”、“能屈能伸”著稱于世。所以,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說:“范蠡三徙,成名于天下”。(以上引語,見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滅吳興越之戰,是一場扶危定傾、扭敗為勝的戰爭,因而也是一場憑借堅強毅力和正確謀略取勝的戰爭。在這場戰爭中,作為主要決策者和指揮者之一的范蠡,“勇而善謀”,“苦身戮力,與勾踐深謀二十余年”,對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。
  
  范蠡謀略思想的顯著特點,是“善于慮患”,敢于正視嚴酷的現實,善于利用敵人的矛盾和弱點,重視戰爭因素的“贏縮轉化”,因勢利導,穩中行險,轉危為安,轉弱為強,轉敗為勝。
  
  滅吳興越之戰的謀略斗爭,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。
  
  (1)從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戰到公元前491年勾踐被吳國釋放。斗爭的中心是亡越還是存越。范蠡的策略是求和圖存,轉危為安。
  
  公元前494年,越王勾踐不聽范蠡勸阻,堅持出兵伐吳,結果大敗,被吳軍圍困在會稽山。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,采取何種對策?勾踐征求范蠡、文種等人的意見。范蠡、文種主張求和圖存。為了達到求和的目的,不惜忍辱負重,“卑辭尊禮,獻出寶器美女,交出經濟、政治權利(“委管鑰,屬國家”),甚至越國君臣到吳國去作人質。這是轉危為安的一招險棋。范蠡之所以敢于施此險計,是因為他對吳越雙方的形勢作了冷靜的判斷:一方面吳越實力懸殊,越國處在劣勢,再戰必亡,求和圖存則可轉危為安,保全國家,保存實力,以圖后計;另一方面,吳國君臣之間存在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弱點,吳王夫差與大夫伍員政見不同,夫差急于爭霸中原,伍員主張先滅越以除心腹之患;太宰伯與大夫伍員存在著權力之爭,而伯貪婪“可誘以利”。勾踐采納了范蠡和文種的策略,派文種去吳國求和。文種對吳國君臣陳說利害:如果成和,越國不僅愿以金玉、女子作為戰爭賠償,而且作為吳的屬國,“有帶甲萬人”聽從吳王統領;否則,“越將焚宗廟,系妻努,沉金玉于江”,與吳國決一死戰。是和是戰?請吳國君臣權衡利弊。于是,在吳國君臣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。伍員認為,吳越是“做敵相戰之國”,“三江環之,民無所移,有吳則無越,有越則無吳”,“攻而勝之,否能居其地,吾能乘其舟,此其利也。不可失也”;如果與越成和,“克而弗取,將又存之,是違天而長寇仇”,“以是求霸,必不行矣”。因此,堅持乘勝滅亡越國,然后北進爭霸中原。伯接受了越國的賄賂,又想迎合夫差急于稱霸中原的心理,并趁此機會謀取伍員的權柄,堅決主張接受越國求和條件。他對夫差說:“我聽說古代伐人之國,使之屈服就行了,F在越國已經屈服,而且愿意交出政治和經濟權利,越國勾踐服侍您左右,這等于名存實滅,還能要求什么呢?”吳王夫差采納了伯的意見,決定與越國約和。越王勾踐留文種守國,自己則帶領范蠡等三百人到吳國作人質,度過了三年奴仆生活,忍辱負重,“面無恨色”,終于取得吳王信任,并被遣放回國。這一場謀略戰,以越勝吳敗而告終。
  
  (2)從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482年,越國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訓。”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吳強越弱的力量對比形勢。范蠡的策略是振興越國,削弱吳國,變弱為強。
  
  公元前492年,勾踐和范蠡等人回到越國,商討“富邦強兵”之策。范蠡主張,“使百姓安其居、樂其業者,唯兵。兵之要,在于人。人之要,在于谷。故民眾則主安,谷多則兵強。王而備此二者,然后可以圖之也。”(《越絕書》卷十三)而要能夠做到這一點,必須順應“天道自然”,做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準備,“時不至,不可強生;事不分,不可強成”。
  
  勾踐采納了范蠡的意見,并且要他總攬朝政,說“我的國家就是你的國家”。范蠡推薦文種一起執政。他對勾踐說,在處理“四封之內,百姓之事”方面,自己不如文種;在處理“四封之外,敵國之制,立斷之事”方面,文種不如自己。勾踐又采納范蠡的建議,決定由文種治政,范蠡治軍。
  
  于是,范蠡和文種輔佐勾踐,以興吳作為奮斗目標,實施一系列措施,“臥薪嘗膽”,勵精圖治。在政治上,“內親群臣,下義百姓”,“葬死者,問傷者,養生者,吊有憂,賀有喜,迎來者,送往者,去民之所惡,補民之不足”,尊賢厚土,廣攬人才,使“君臣上下交得其志”。在經濟上,獎勵生產,“不亂民功,一不逆天時”,使“田野開辟,府倉實,民眾殷”;同時,獎勵生育,“令壯者無娶老婦,老者無娶壯妻”,女子十七、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受罰,以生育子女多少給獎,來繁殖人口。在軍事上,擴充軍隊,制造武器,修建城廓,加強訓練,造就了一支士氣高昂(“赴矢石如渴得飲”)、紀律嚴明(“旅進旅退”)的軍隊。在外交上,“結齊,親楚,附晉”,從而爭取盟國,孤立吳國,加深齊、楚、晉與吳的矛盾;同時,不斷向吳王進獻珍玩美女,以助長吳王的驕奢淫逸,消除其對越國的防范心理,誘使其北進爭霸中原。公元前489年,吳王夫差與大夫伍員聽說越國“遣使結齊晉而親于楚”,伍員認為“勾踐不死,必為吳患”,于是策劃起兵伐越。勾踐原想出兵迎敵,而范蠡、文種以為,當時的實力對比仍然是吳強越弱,不利于越,不可力敵,建議遣使求和,“以廣移吳王之心”,“不以越為可畏”,而與中原諸侯爭霸。這樣,“吳將自疲其民”,越國就可以乘其敝而取之。吳王夫差認為越國不堪一擊,對吳恭順,自己又“將有大志于齊”,準備應和,伍員識破了越國的圖謀,勸夫差先滅越然后北進。他說,越國的目的是“使吾甲兵鈍敝,人民離落,而日以憔悴,然后安受吾燼”,不可讓越國“玩吾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”。夫差認為伍員對越國估計太高,堅持與越約和。公元前486年,吳王夫差決定傾舉國之兵北伐齊魯,開鑿邢溝到江淮的運河開通北上糧道。越王勾踐派文種帶領一萬人工、百船糧食幫助吳開河,以堅定夫差北進攻打齊魯的決心。伍員見時勢緊迫,又一次進諫,說“吳越勢不兩立”,越對吳是“心腹之患”,齊魯于吳是“疥癬之疾”,“今王不以越國是圖,而圖齊魯,是忘內憂而醫疥癬之疾也”。伯起來反駁:“越已服而欲伐之,方許其成又欲襲之,將何以示諸侯?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國者,以齊魯未服也,君王若伐齊而勝之,移其兵以臨晉,晉必聽命矣。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。兩國服,則君王之令行于上國矣,又何懼于越?”夫差于是決意出兵伐齊。出兵之前,勾踐又率領越國臣民送行,對吳國君臣都有饋賂,吳人皆喜?吹竭@種情景,伍員憂心忡忡,再次建議暫停北進攻齊。
  
  夫差不但不聽,反而派他到齊國約戰。公元前484年,夫差率領傾國之師北伐,在艾陵之戰中大敗齊軍。又在黃池之會上取代晉國的霸主地位,其勢洶洶,不可一世。然而,得之于北,失之于南,給越國造成了可乘之機。這一回合的謀略戰,又以越勝吳敗而告終。
  
  (3)從公元前482年到公元前473年,是越對吳的戰略反攻階段。斗爭的焦點是如何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,爭取戰役上的優勢和主動。范蠡的策略是乘虛搗隙(“按師整兵,待其壞敗,隨而襲之”),戰和并行,出奇制勝。
  
  公元前482年,吳王夫差率領吳國精銳部隊參加黃池之會,太子友和老弱兵卒守衛姑蘇。吳軍出發后不久,越王勾踐就急于出兵攻吳。范蠡建議暫緩出兵,因為吳王“兵始出境不遠,聞越掩其空虛,兵還不難也”,時機還沒有成熟。數月以后,吳軍到達遠離吳國的黃池。范蠡認為時機已到,建議抓住戰機,對吳發動突然襲擊。越軍兵分兩路:
  
  一路由海道進入淮河,切斷吳軍回師增援的道路;一路由勾踐親率越軍主力,直取吳都姑蘇。兩軍接戰,越軍先鋒部隊先敗以示弱,后又佯退來誘敵,使吳軍貿然出擊,被越軍主力包圍殲滅。只用了十幾天的時間,就攻陷姑蘇,消滅守城吳軍,俘獲吳太子友和兩員將領。等夫差聞訊返回吳國,已成局勢,無可挽回,不得已而求和圖存。范蠡認為當時吳軍主力仍完好無損,不能很快消滅,建議越王許和,班師回越。此后,吳越兩國都利用暫時的和平,積極準備戰略決戰。
  
  公元前478年,吳國遭受歷史上未有的干旱,倉庫空虛,“市無赤米”,民怨沸騰。勾踐決定乘機攻吳,于是任命范蠡為上將軍,親率五萬越軍攻入吳境。吳王夫差則親率吳軍六萬,迎戰于笠澤(今江蘇吳江縣境內)。兩軍夾江對峙。越軍分兵三路,乘夜發動進攻。先由左右兩翼鳴鼓佯攻,誘使吳軍分兵抵御。然后,乘吳軍調整部署之機,中軍主力部隊隱蔽渡江,對吳中軍發動突然襲擊。吳軍大敗。越軍乘勝追擊,直逼姑蘇。吳軍仗姑蘇城防守堅固,閉城固守。范蠡建議采取圍而不打的戰術,保存實力,消耗吳軍,“因吳之民而治之,因吳之糧而食之”,堅持長達兩年的時間,越軍日強,吳軍日削,越國占領了吳國的所有土地,吳國只剩下萬余親兵固守孤城姑蘇。
  
  公元前476年,越王勾踐又準備攻城。范蠡勸止,說:“凡兵之勝,敵之失也。今不能再分敵之兵,猶可疑敵之心也。”建議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,發兵攻楚,使吳軍放松戒備,然后出其不意,對吳軍發起總攻。面對越軍的突然進攻,吳王夫差驚慌失措,乘夜突圍,據守姑蘇山,派王孫雒到越軍求和。
  
  越王勾踐在此關鍵時刻卻一反常態,優柔寡斷,意欲與吳約和。范蠡對勾踐說:“孰使人早朝而宴罷者?非吳乎?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?夫十年謀之,一朝而棄之,其可乎?”“得時無怠,時不再來。天予不取,反為之災。”勸勾踐徹底消滅吳國,不要許和。勾踐又說:“難對其使者”,讓范蠡去處理這件事。范蠡于是提鼓援炮發號施令,趕走吳王使者王孫雒,指揮三千越軍攻上姑蘇山,俘獲吳王夫差。夫差在絕望中自殺身亡。持續二十多年的吳越戰爭,以越勝吳敗而宣告結束。
  
  從上述歷史事實可以看出,越勝吳敗的關鍵,在于戰爭指導的正確與否,謀略思想和指揮藝術的優劣。吳越兩國幕僚范蠡和伍員的謀略水平不相上下,區別就是用與不用。勾踐和夫差雖然都不是雄才大略之輩,對幕僚的態度卻完全不相同。身處逆境的勾踐能夠采納范蠡和文種的謀略,因勝而驕的夫差卻一再拒絕伍員的勸諫,因而導致一勝一負的完全相反的結果。
  
  范蠡功成身退的結局說明,范蠡不僅善長謀國,而且善長謀身,當進則進,當退則退,因而才能夠避免文種那樣的殺身之禍。蘇東坡對此發表評論:“春秋以來,用舍進退,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。”范蠡之所以采取這種功成身退的措施,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規律性:“飛鳥盡,良弓藏;狡免死,走狗烹”。當然,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,他還不可能透過現象看清它的本質。勾踐之所以過河拆橋,不能簡單地歸結于他的個人品德,更不是因為他長了一副長脖子尖嘴巴,而是由當時的社會制度和他的階級本質決定的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,君主和幕僚之間,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,也是一種彼此利用的關系。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,知道自己的謀略不足以應付錯綜復雜的斗爭,“智不備于一人,謀必參諸群士”。尤其是在創業階段或處境危難的時候,都會程度不同地禮賢下士,虛心聽取幕僚的意見。幕僚人才則希望依靠有作為的君主,謀取個人的名利,施展自己的才能。但是,這種關系能夠維持到何種程度,則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統治為準則。為幕僚者,最忌功高震主。勾踐在會稽兵敗“十年生聚”的時候,能夠比較虛心地采納范蠡、文種等人的意見,甚至宣稱要和他們“共執越國之政”;而一旦大功告成,認為不再需要幕僚的幫助,甚至認為幕僚成為自己權位的威脅,就毫不猶豫地進行排斥和迫害。所以,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,范蠡的做法,實際上是一種明智的選擇。
  
  “不知范蠡乘舟后,更有功臣繼橫無?”(唐代詩人胡曾《泳史詩》)范蠡的結局開辟了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,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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